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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弃一段情胡适成全陆小曼徐志摩——真实版的才子佳人故事，总不乏羡慕者和惋惜者

Sun, 04 May 2008 16:58:38 GMT

放弃一段情　胡适成全陆小曼徐志摩

http://www.chinareviewnews.com 2008-05-04 20:56:45

陆小曼怕胡适妻子知道两人恋情，情书是用英文写。

　　中评社香港5月4日电／电视剧“人间四月天”，讲述了徐志摩和陆小曼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。不过，最新的研究指出，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之前，和胡适有过一段情，陆小曼曾经写情书给胡适，还特地用英文书写，就是避免让胡适的元配知道。
　　台湾作家蔡登山花5年时间拍摄一部胡适纪录片，从书信中，意外发现陆小曼曾经写信给胡适示爱，为了怕胡适妻子江冬秀发现，还全程使用英文。陆小曼写着“你觉得如果我去看你的时候，她（指元配江冬秀）刚好在家，会有问题吗？请让我知道！我不敢用中文写，因为我想用英文会比较安全”。
　　描写胡适一生故事，作家蔡登山花5年时间拍摄纪录片，就在书信当中，发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不能说的秘密，写信给胡适，怕被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发现，陆小曼故意全程用英文，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，送了一张照片给胡适，当时两人会认识就是透过胡适介绍。
　　曾经过从甚密，最后选择成全徐陆两人，胡适始终不敢摆脱婚姻束缚，这些珍贵的书信日记，现在都被作家蔡登山放进纪录片里，也让才子佳人不为人知的往日情意外曝光。

http://cn.chinareviewnews.com/doc/1006/3/5/9/100635922.html?coluid=7&kindid=0&docid=100635922&mdate=0504205645

台湾知名作家柏杨29日凌晨病逝享寿八十九岁——失去了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

Tue, 29 Apr 2008 13:47:16 GMT

2008年04月29日 10:42中国新闻网【大中小】【打印】

中新网4月29日电知名作家柏杨今天(29日)凌晨一时十二分，病逝台湾新店耕莘医院，享寿八十九岁。

据“中央社”报道，柏杨二月二十四日因肺炎并呼吸衰竭住进加护病房，三月十九日转入普通病房，后来又因胃部问题进行“胃造廔”手术，再次住进加护病房，四月十二日才转普通病房，以氧气及呼吸辅助器治疗。

柏杨，1920年出生于河南，毕业于东北大学，曾任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及公立艺专教授。柏杨著作等身，知名作品包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、《中国人史纲》、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等。

http://news.ifeng.com/taiwan/2/200804/0429_352_514376.shtml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作者柏杨受访谈中国人的尊严

（2003-11-19 12:52:21）

来源：国际先驱导报

做这个专访的起因，是因为上月国际汉学界提出了“柏杨学”的概念，这个一度深深刺伤和影响中国人的名字，又一次跳入了编辑部的视野。

我们想要知道的是，多年以后，柏杨有什么不一样，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。

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说：“柏杨已经不可能再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，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，已经远比十几年前宽容和开放”

“不当大师，要当游击队长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“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，你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，你却说自己没什么理论，是个“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”，那么你认为自己的敌人是谁？作战目标是什么？另外，最近出版社出版了《柏杨全集》，台北也举行了“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”，会上还首次提出“柏杨学”的概念，那么现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给予的这些肯定呢？

柏杨：(笑)我实在是太幸运，能活着看到自己全集的出版，也能活着参加有关自己的研讨会。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研讨会上，我开玩笑说：“大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那我告诉大家，明天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，我太太将会告诉你们，柏杨已经进医院了。为什么呢——已经高兴得疯掉了，忘记自己是谁了。你们要对此负责，以后每人负责照顾我一天……”

其实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“大师”了。就像我曾经说过的，我只是个游击队员，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。

我的敌人很明确，就是“酱缸文化”，而我的目标是希望让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加健康，让我们中国人受到世界的尊重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。

我一直以来的努力，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。现在我的观点和作品得到重视，这也不过是说明：我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，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我的“游击队”，我就勉强算个“游击队长”吧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你曾经说过自己比鲁迅要强，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，那么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，也就是说你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？

柏杨：首先声明，我说我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。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，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，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比如说，我喜欢看武侠小说，但我不喜欢里边的思想。那里边总有一个祖师爷或者是武功秘籍，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这个东西，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发展的。如果我们国家4000年还不进步，还叫什么民族？

打个比方，鲁迅当年能看5公里远，而我用望远镜后能看10公里，你们年轻人就应拿到更好的望远镜，要能够看到20公里甚至更远。社会就是如此进步和发展的。

至于我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帮助，我觉得，如同人不可能指出哪个馒头对他的成长最重要，我也无法说明谁对我的帮助最大，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，例如，鲁迅、张恨水的小说都对我影响比较大，我的太太，还有我的那么多好朋友，都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。所以，我有今天的成绩，可以说是非常幸运，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我，是许多人支持着我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你说喜欢看武侠小说，那你爱看哪些作家的小说？

柏杨：我也喜欢金庸，他前一段不是去“华山论剑”了吗，我很欣赏他的做法，我的身体是不如他，否则也还想再回大陆，回我的老家去看看。

“中国人要赢得真正的尊严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从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针砭时弊，到《中国人史纲》的冷静思考，再到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的深刻沉淀，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始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？

柏杨：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，特别爱管闲事，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，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。比如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看到一位父亲打他的孩子，我就上去制止，指责他不该打孩子，结果反被那个父亲打了一顿。后来再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，我就开始写文章批判那些丑恶的现象。

而看到的阴暗面多了，我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去反思，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。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，唤起更多的人们，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，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，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，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方面，建设一个更加健康、文明、值得尊重的文化。

而我最终的愿望，是中国人能拥有真正的尊严，这种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，而是通过我们对别人的尊重和包容，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得的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除了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以外，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写成的《中国人史纲》，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。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，你的评价是“羞辱的痛苦世纪”，在描述20世纪时，你的评价是“充满惊涛骇浪”，那么你对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期待的呢？

柏杨：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。特别是大陆，现在形势不错，就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。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，推动人类不断前进，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，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我们知道你的祖籍是河南辉县，那你怎么看中原文化？内地出版的一本《河南人惹谁了》你知道吗？

柏杨：我听说了，但没读过。去年香华回内地，就听到有人说“你怎么嫁了个河南人”？我很心痛啊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以省份划界而歧视别人呢？其实究其原因，一个字：穷。穷就得不到尊重，甚至得不到怜悯，因为穷就没机会读书，不读书就愚笨就更穷，这是恶性循环。

而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就必须要不断发展，不光是河南，全中国人都要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，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。这种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。

“宋美龄要从中国文化里去找原因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你一直在积极反对“酱缸文化”，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？

柏杨：蒋介石在台湾推动“复兴中华文化”时，我是坚决反对的，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。

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刚刚去世的宋美龄。其实我一直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很多事的，但前两天我看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，上面讲了一段她的故事，结果让我十分难受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，有美国友人问她：“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”结果她作了一个杀头的姿势，意思是坚决镇压。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，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，不尊重群众，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。

而拿大陆来说，“反右”之后接着又来一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。许多人开始变得虚伪狡猾，没有诚信，没有骨气，让人瞧不起。

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许多好的东西，例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、“不食嗟来之食”等，都体现了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。但这些思想只是某些智者的思想闪光点，被记录在书本上，然后被放到书架上，并没有深入民心，没有形成一种行为和道德规范，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化。

至于“勤劳”、“一诺千金”等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美德，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，需要努力去重建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，听说您和太太一直在推广一种由您首创的结婚证书，里面有八项婚姻盟誓，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？

柏杨：我现在比较固定的工作就是给香港的《明报》写写专栏文章，此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计划。

至于结婚证书和八项盟誓，实际上也是我所坚持的“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”以及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”的一种具体体现。

我的观点是：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、也尊重别人尊严，有诚信能力、也是有包容别人能力的人。而这首先可以从家庭和婚姻去努力。我推广的八项盟誓主要包括：夫妻也应该做朋友；夫妻之间，父母与孩子之间，决不使用暴力；不论收入高低，夫妻在经济地位上完全平等；父母不应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；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……我这两年经常给一些新婚夫妇证婚，他们也会在婚礼上承诺信守这些盟誓。（记者/张勇）

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newscenter/2003-11/19/content_1186878.htm

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

连载：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社：古吴轩出版社作者：柏杨

　　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，根据记录稿整理。

　　多少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一本书，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我记得美国有一本《丑陋的美国人》，写出来之后，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。日本人也写了一本《丑陋的日本人》，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阁下却被撤职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国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级，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，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，所以我始终没有写。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，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。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，在台北，请我讲演的人，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，就立刻不请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“丑陋的中国人”讲演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

　　有一次，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，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，我问同学会会长：“会不会有问题？”他说：“怎么会有问题？”我对他说：“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，又讲一个问题题目，那可是双料。”跟训导处谈过之后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：“问题是没有的，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。”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，他问：“同意不同意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不同意，不过你一定要改，只好就改！”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“丑陋的中国人”。我对他说：“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，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。”他慷慨承诺。结果讲过之后，把录音带寄来，只有开头的几句话，以后就没有了声音。

　　今年我六十五岁，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，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活了六十五岁，全是艰难的岁月！”我的意思是：不仅仅我个人艰难，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，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，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，同你们谈“艰难”，你们既不爱听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谈的艰难，不是个人问题，也不是政治问题，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。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，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。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，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，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，永远无尽无期。

　　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，就是现在的东南亚，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，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：“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。”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，无知无识，自生自灭，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。民族固然是长远的，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？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，经得起破灭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？还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言难尽。四年前，我在纽约讲演，讲到感慨的地方，一个人站起来说：“你从台湾来，应该告诉我们希望，应该鼓舞我们民心，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。”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，问题是，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？我从小就受到鼓励，五六岁的时候，大人就对我说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我想我的责任太大，负担不起。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现在，儿子又告诉孙子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一代复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？

　　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，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，里面有马来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没有华文。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，没有华文就不好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，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受到尊重。泰国的华人说：“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。”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个法令下来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

　　这种种事情，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不但艰难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，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独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，简直没有共同语言。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，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？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，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，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。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，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，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国人欺负，更受自己人欺负──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负。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，看到外国小孩，他们是那么快乐，我从内心产生羡慕。他们没有负担，他们的前途坦荡，心理健康，充满欢愉。我们台湾的孩子，到学校去念书，戴上近视眼镜，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，六亲不认。他母亲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，母亲悲怆地喊：“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么？你用功罢！你用功罢！”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，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，学生马上就抗议：“我们不要学做人，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”

　　我在台湾三十多年，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？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，要透过一个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像匕首一样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，一直提醒司机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应该左转，应该右转，应该靠边走，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，前面有桥，应该放缓油门，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有红灯等等。不停地提醒，不停地叫，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：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
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，我为什么坐牢？我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法？出狱之后，我更不断地探讨，像我这样的遭遇，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子？我到爱荷华，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发现，像我这种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湾坐牢，就在大陆坐牢。他们同我讲：“你这个脾气，到不了‘红卫兵’，到不了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”为什么一个中国人，稍微胆大心粗一点，稍微讲一点点实话，就要遭到这种命运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为什么坐牢？”他们说：“讲了几句实话。”

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？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，都不能责备，换了各位，在那个环境之中，纳入那种轨道之后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，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。我也会那样做，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，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说：“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。”我年纪大了之后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，事实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别人之手。

　　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后，身不由己。使我们感觉到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“宽容他们！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年轻时候读这句话，觉得稀松平常，长大之后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，多么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丑陋，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。我到爱荷华，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，再由私人捐助一半，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，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，我们从前没见过面，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，使我感动。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“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书之后，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所以说，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”

　　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？我第一次出国时，孙观汉先生跟我讲：“你回国之后，不准讲一句话──唉！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不讲。”回国之后，他问我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──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。”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，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，有所改变，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？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？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，这不是自我安慰，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，往往是中国人，许多大科学家，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，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，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，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？什么原因？

　　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，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：“自己不争气，却怪祖先。”这话有一个大漏洞。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（按：《群鬼》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个梅毒的儿子，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，都要吃药。有一次，儿子愤怒地说：“我不要这个药，我宁愿死，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？”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，假定我们要怪的话，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。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，却陷入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难以自拔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心里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，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。

　　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、乱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，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们的厨房脏乱，我们的家庭脏乱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国人一去，别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个小朋友，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，嫁给一个法国人，住在巴黎，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。她跟我说：“她住的那栋楼里，法国人都搬走了，东方人都搬来了。”（东方人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，有时候专指中国人。）我听了很难过，可是随便看看，到处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；小孩子到处跑，到处乱画，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。我问：“你们不能弄干净吗？”她说：“不能。”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，我们乱，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、我们乱。至于吵，中国人的嗓门之大，真是天下无双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。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：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，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，急拨电话报案。警察来了，问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正耳语。”

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，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，只要声音大、嗓门高，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？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，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，因为吵、脏、乱，自然会影响内心，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，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

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，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，看起来都像一条猪，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，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！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个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国人做生意，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，你卖五十，我卖四十，你卖三十，我卖二十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，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，下可以治国平天下。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，譬如在研究室里，在考场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。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──三条龙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一条猪、一条虫，甚至连虫都不如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，中国人永远不团结，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，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，我只好说：“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，团结起来，万众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怜你们，才教中国人不团结。”我一面讲，一面痛彻心腑。

中国人不但不团结，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。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个华人社会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。中国有一句话：“一个和尚担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。”人多有什么用？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说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年）来美国，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，谈得头头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么样救国等等，第二天我说：“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。”他一听是张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说：“你送我去一下吧！”他说：“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”都在美国学校教书，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还讲什么理性？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，是一项严重的特征。

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，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，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凡是出卖中国人的，也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凡是陷害中国人的，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严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，一块从中国来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？那人说：“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，你现在高楼大厦，我现在搞得没办法，我不告你告谁？”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。譬如说，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，沧海一粟，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么！谁告你？就是你身边的朋友，就是中国人告你。

有许多朋友同我说：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，你可要特别注意，特别小心，他不但不会提升你，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，因为他要“表示”他大公无私，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？我常听人说：“我们同犹太人一样，那么勤劳。”像报纸上说的：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，不得了啦，三个人有三个意见。但是，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，一旦决定了之后，却是一个方向，虽然吵得一塌糊涂，外面还在打仗，敌人四面包围，仍照旧举行选举！在我们中国，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，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，却是三个方向。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，有人提议到旧金山，表决决定到纽约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会去纽约。如果是中国人，哼，你们去纽约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还是去旧金山。我在英国影片中，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，有的要爬树，有的要游泳，闹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表决，表决通过爬树，于是大家都去爬树。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民主是“以示民主”，投票的时候，大官还要照个相，表示他降贵纡尊，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
　　中国人的不能团结，中国人的窝里斗，是中国人的劣根性。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，而是中国的文化中，有滤过性的病毒，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，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！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，还是要窝里斗。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，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。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，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──死不认错。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？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：“这件事我错了。”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。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结果是我错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厉害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，她只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翻脸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来，我说：“对不起，爸爸错了，爸爸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不再犯，好女儿，原谅爸爸。”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，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。

中国人不习惯认错，反而有一万个理由，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有一句俗话：“闭门思过。”思谁的过？思对方的过！我教书的时候，学生写周记，检讨一周的行为，检讨的结果是：“今天我被某某骗了，骗我的那个人，我对他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只因为我太忠厚。”看了对方的检讨，也是说他太忠厚。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，那么谁不忠厚呢？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。我们虽然不认错，错还是存在，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。为了掩饰一个错，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，再制造更多的错，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。所以说，中国人喜欢讲大话，喜欢讲空话，喜欢讲假话，喜欢讲谎话，更喜欢讲毒话──恶毒的话。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，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。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，全都是大话、空话。我不再举假话、谎话的例子，但中国人的毒话，却十分突出，连闺房之内，都跟外国人不同，外国夫妻昵称“蜜糖”、“打铃”，中国人却冒出“杀千刀的”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，毒话就更无限上纲，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、下流？

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，后来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，他说：“发什么财？现在就要上吊！”我问他为什么赔了，他说：“你不晓得，和商人在一起，同他讲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。”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：“和中国人交往很难，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。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不要说你们洋人，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，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。”要察言观色，转弯抹角，问他说：“吃过饭没有？”他说：“吃了！”其实没有吃，肚子还在叫。譬如说选举，洋人的作风是：“我觉得我合适，请大家选我。”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，即令有人请他，他也一再推辞：“唉！我不行啊！我哪里够资格？”其实你不请他的话，他恨你一辈子。好比这次请我讲演，我说：“不行吧！我不善于讲话呀！”可是真不请我的话，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，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。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，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，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。
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，跑来看我，他说：“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。”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有约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一定要来！”我说：“好吧！到时候再说。”他说：“一定来，再见！”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，可是洋人不明白，办完事之后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！”英国教授说：“哎！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？要到他家去啊！”我说：“哪有这回事？”他说：“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。”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。

这种种情形，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，如果是平辈朋友，还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有权势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钱，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，这些都是精神浪费。所以说，有句俗话：“在中国做事容易，做人难。”“做人”就是软件文化，各位在国外住久了，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难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为你讲了实话，别人以为你是攻击──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？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，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中打转。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，开任何会议时，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，睡醒一觉之后，会也就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听不听都一样。今年（一九八四年）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，写了一篇小说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荐给各位，务请拜读。环境使我们说谎，使我们不能诚实。我们至少应该觉得，坏事是一件坏事，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，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，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。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，不是不光荣的事，甚至是光荣的事，这就造成一个危机，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。

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，不断地讲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，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，不能开阔。中国的面积这么大，文化这么久远，泱泱大国，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？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。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？只要瞪他一眼，马上动刀子。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，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！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
没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，不够平衡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，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。自卑的时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时候，成了主人！独独的，没有自尊。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，和权势走得越近，脸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，不屑一顾；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。

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，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。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，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。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，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会走了，因为他开始发烧。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，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，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，这些都是自我膨胀。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，车掌小姐说：“我们这位司机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机，英俊、年轻。”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，向大家拱手致意。这就是自我膨胀，他认为他技术高明，使他虽不扶方向盘，照样可以开车。若干年前，看过一部电影。有一次，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，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，当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给大家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，觉得伟大起来，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，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说：“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”他说：“你懂什么？”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后，把盖子一盖，伟大加三级，再往下一跳，扑通一声就没有了。观众大发脾气，我们出钱是看飞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飞。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：“你膨胀的结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”

　　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，为什么容易膨胀？因为中国人“器小易盈”，见识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点气候，就认为天地虽大，已装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，还没有关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数，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。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，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，死不认错。可是又不断有错，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：台北有个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诊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给救活了。两三天之后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，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，就跟医生去讲，医生一听之下，大发雷霆，说：“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，现在要转院呀。”于是不由分说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几乎死掉。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，既悲又愤，我向他说：“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写文章揭发他。”他大吃一惊说：“你这个人太冲动、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讲。”我听了气得发疯，我说：“你怕什么？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时，不找他便是了，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？再说，他如果要对付的话，也只能对付我，不会对付你。是我写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是亡命之徒。”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人也很好，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，不愿意我去闯祸。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。

　　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，是一个中国人被抢，捉到强盗后，他不敢去指认。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，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，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，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，总是一句话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“算了算了”四个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，使我们民族的元气，受到挫伤。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个暴君，对这样一个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，真是天理不容。这种神经质的恐惧，是培养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温床，所以中国的暴君、暴官，永远不会绝迹。中国传统文化里———各位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可以看到———一再强调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欢、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。

　　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是最灿烂的时代，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东汉，政府有个规定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、辩论、写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，这叫做“师承”。如果超出师承，不但学说不能成立，而且还违犯法条。这样下来之后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杀、僵化，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，滴水不进。一位朋友说：“怎么没有思考力？我看报还会发牢骚。”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仅有一面，不仅有两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球，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，说它是个白球，另一边的人，则说它是个黑球，他们都没有错，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，而跑到另一边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当我们思考问题时，应该是多方面的。

　　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，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，给学生一个气压计，叫他用“气压计”量出楼房的高度──意思当然是指用“气压”测量高度，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“气压”，老师很生气，就给他不及格。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，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，他说：“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，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，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！”委员会的人问他：“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”学生说：“还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，再量绳子，就知道楼有多高了。”“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”学生说：“还有，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，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，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。”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，他所显示的意义，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糨糊脑筋吓死。

还有一种“买西瓜学”。老板对伙计说：“你一出门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桥那里，就有卖西瓜的，你给我买两斤西瓜。”伙计一出门，往西走，没有看见桥，也没有卖西瓜的，于是就空手回来。老板骂他混蛋，没有头脑。他说：“东边有卖的。”老板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？”他说：“你没叫我去。”老板又骂他混蛋。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，服从性强，没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计出去一看，西边没有，东边有，就去买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：“你太聪明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应该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”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，会胡思乱想。各位，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，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。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，怎能独立思考？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，也恐惧独立思考，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，什么都是和稀泥，没有是非，没有标准。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
　　这个文化，自从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间，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！所以认识字的人，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，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，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，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，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这个潭，这个死水，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，酱缸发臭，使中国人变得丑陋。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，以致许多问题，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。这样的死水，这样的酱缸，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。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，别人有民主，我们也有民主，我们的民主是：“你是民，我是主。”别人有法制，我们也有法制，别人有自由，我们也有自由，你有什么，我就有什么。你有斑马线，我也有斑马线──当然，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。

　　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，只有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。我们虽然不会演戏，却要会看戏，不会看戏的看热闹，会看戏的看门道。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，有七八套，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，他当场拒绝，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，并不一样。我听了很惭愧，他就是一个鉴赏家。

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，不能靠别人赏赐。自由、权利是我们的，你付给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给我，我也有。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，就一定要争取选举，严格选择对象；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，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，能够怪谁？好比说画画，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，有人看到说：“这真好！”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，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没有鉴赏能力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，假画出笼，真画家只好饿死。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，结果把门装颠倒了，主人说：“你瞎了眼？”裁缝师傅说：“谁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错人！”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，没有鉴赏能力，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
http://book.sina.com.cn/nzt/1099295539_chouloudezhongguoren/

西班牙内阁女性过半国防大臣挺着大肚阅兵——社会主义的女同胞加油了！

Wed, 16 Apr 2008 09:36:42 GMT

http://www.chinareviewnews.com 2008-04-16 15:47:16

现年37岁的卡梅·查孔4月14日穿着黑色长裤和宽松的白色孕妇罩衫，外套一件敞开的深色短上装宣誓就任国防大臣。

　　中评社香港4月16日电／西班牙社会党新内阁14日宣誓就职。令人瞩目的是，在17名内阁成员中，有9人是女性，这是西班牙历任内阁中首次由女性大臣占多数。

　　英国媒体认为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向来极受女性选民欢迎，他现在更是用指派更多女性大臣的具体行动来证明他支持男女平等。
　　萨帕特罗12日在宣誓就任首相后，便宣布了新内阁大臣的名单。

　　最年轻女大臣31岁
　　14日，新内阁宣誓就职，任期到2012年。值得关注的是，17名内阁成员中，9名是女性、8名是男性。西班牙历史上首次出现女性内阁成员人数超过男性的情况。
　　大多数重要内阁职位仍和上一届相同，如外交和合作大臣米格尔·安赫尔·莫拉蒂诺斯、财政大臣佩德罗·索尔韦斯和内政大臣阿尔弗雷多·佩雷斯·鲁瓦尔卡瓦均留任原职。
　　新内阁还增设平等事务部，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、实现女性与男性平等。而平等事务部大臣比维亚娜·艾多也是女性，她刚满31岁，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。新内阁另一匹女性黑马则为住房大臣阿特丽斯·科雷多，她涉足政坛还不到一年。

　　欲“根除性别歧视”
　　西班牙一直“大男子主义”盛行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，妇女要想外出旅游或开设银行账户，必须有丈夫的书面许可。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实行民主改革以来，妇女的地位才逐步得到改善。
　　据悉，西班牙议会中女性议员只占36%；大企业经理只有4%由女性担任；40%的妇女为照料年幼的孩子放弃工作留在家里；妇女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30%。
　　萨帕特罗在选举前承诺，将“根除性别歧视”。设立平等事务部，表明萨帕特罗要致力于消灭性别歧视、实现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决心。在上届内阁中，萨帕特罗就任命8名女性担任大臣，在16名大臣中占了半边天。他说：“内阁成员中女性多于男性，我对此倍感自豪。”
　　西班牙媒体评论说：“萨帕特罗想要作为一个伟大的推行现代化的政治家载入西班牙历史。在内阁大臣选用上，他注重社会意义更甚于注重他们处理国家事务的真正能力。”

　　首位女国防大臣“大肚”阅仪仗队
　　广州日报引述报道，这次新内阁最引人注目的是，上一届内阁住房大臣、37岁的卡梅·查孔接替被任命为众议院议长的安东尼奥·阿隆索出任国防大臣，她也是西班牙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大臣。
　　查孔2007年12月与一名记者结婚，现已怀有身孕，预产期在今年夏天。一名内阁成员在任期间分娩也在西班牙历史上是第一回，引发了巨大争议。
　　查孔14日穿着黑色长裤和宽松的白色孕妇罩衫，外套一件敞开的深色短上装宣誓就职。就职仪式之后，查孔检阅了军队仪仗队。她说：“今天由一位妇女领导国防部，这一事实是军队与社会融合的一个证明。”她表示，将努力增加西班牙军队中女性的比例。据悉，西班牙军队从1988年起才开始招收女性。
　　据悉，有7个月身孕的查孔不但要统领西班牙军队13万将士，而且还负责西班牙秘密情报机构CNI的工作。萨帕特罗说：“她至少可干得跟男性一样棒，即使不比男性干得更加出色。”萨帕特罗认为，数百万其他西班牙妇女也完全可将家庭与职业协调起来，“查孔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孕期和工作幷不互相排斥”。

http://cn.chinareviewnews.com/doc/1006/2/1/4/100621407.html?coluid=91&kindid=2750&docid=100621407&mdate=0416161004

厦门一足浴妹八年捐助百名贫困学生——打工做慈善，她让我们羞愧不已！

Fri, 22 Feb 2008 15:42:27 GMT

厦门网 http://www.xmnn.cn 2008-02-22 17:07

　　刘丽28岁安徽省颍上县古城乡人厦门某足浴城足底按摩师

　　导语：她是贫寒的，所谓的家是用塑料薄膜搭成的棚子，因为穷，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；她是坎坷的，在厦门打工，曾经随拾荒人流落荒地，长期为人按脚的手结了厚厚的茧，她所赚的每一分钱都凝结着汗水；她是一个平凡甚至卑微的打工妹，却隐藏着一个高贵的灵魂，从2001年开始，她省吃俭用，除去基本的开支，她几乎将所有的收入捐给了安徽和厦门同安的贫困学子，目前已资助了上百个学生，她的爱心仍在继续。

　　这是刘丽第一次接受采访，她的故事带给记者的不仅有感动，更有震撼。

　　处处节俭，身居陋室

　　在采访刘丽之前，我们一直在想像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孩，是什么力量让她将辛苦赚来的钱拿去助学，而且坚持了七年多？第一眼见到刘丽，最深印象是她的清秀活泼，而接下来，她带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惊讶与感动。采访是在刘丽九楼的出租房中进行的，一套三室一厅用木板隔出了十来间房子，围起来颇像是大杂院。而刘丽在上面被隔成的小“窝”还要再上十几级木梯，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两张书桌一台电脑，一张小床，地上堆着方便粉丝，不能大声走动，否则木板吱吱向一定会吵到楼下的邻居……刘丽在足浴城的单身同事，要么住进单身公寓，要么几人合租一间套房，很少人像她这样为了节约，只住三百来块的木板屋。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，刘丽已经将生活开支降到了最低。

　　刘丽不断念着这样一句“这一天还是来了”。她指的是媒体采访，之前有关部门推荐电视台采访，刘丽拒绝了，因为她觉得这样是自已愿意做的事，没有什么好宣传的。经反复沟通，刘丽才同意接受海峡生活报的专访。这是刘丽第一次向外界敞开心，我们也于此读到了一颗高贵的心灵。

　　看到学生经过，就躲起来哭

　　刘丽老家在安徽一个偏僻的村庄，家中两个妹妹两个弟弟，家庭贫寒再加上父母常年在外，老家土房经雨水浸泡全部倒塌，刘丽返回家中时已无住可居，全家只能挤在公路边一个用塑料膜搭成的棚中。刘丽小学成绩非常优秀，毕业考时全乡17所中学，考了第四名。此时她却面临艰难的选择，当时爷爷因肝腹水去世，爸爸也患病在身。父母说：“你是长女，成绩好，继续上初中，妹妹退学。”刘丽挣扎了几天，最后还是忍痛决定把机会留给妹妹，她觉得自己不上学只是一个人的遗憾，否则，两个妹妹全部失去希望。

　　刘丽装作没事一样，内心却装满了不舍，每天看到在路边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经过，她就止不住伤心，为了不让别人看到，就偷偷躲到邻居厕所墙边，一边看一边流泪。回忆起辛酸的童年，刘丽眼中仍闪动着泪光。对知识的渴求，从小像种子一般在刘丽心中播种、生长。

　　为了生存，卖掉心爱长发

　　19９９年，刘丽随远方亲戚来厦门打工。前两份工作持续了很短时间。第三份工作迟迟没有找到，刘丽已身无分文，居无定所。回去吗？又能怎样？家里还等着她来支援呢。刘丽认识了老家几个拾荒老太婆，无奈之下只能和她们住在前埔的荒地上，一住就是三个月。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，这份酸楚刻骨铭心的。为了生存，刘丽想到了变卖及膝的长发。“自我记事起，头长就没剪过。最后卖了30元。以前在老家有人用自行车跟我换，我都没答应。”刘丽至今很感慨。

　　每天上班12小时，手指变形

　　当你无法选择生活时，只能由生活选择你。2000年，看到足浴城在招工，刘丽带着抵制心理去应聘了。当时足浴刚开始流行，在许多人潜意识里，足浴还和“色情”联系在一起。再说，还是给别人洗脚。学了一段时间，刘丽仍然无法接受。

　　可不干足浴能干什么呢？后来，无处可去的刘丽无奈之下又回到了足浴城。迎接她的是钻心的疼痛，不停歇地给客人按摩推拿，手指到处都是血泡，肩膀酸得抬不起来。工作两个多月，刘丽的手指、手腕都肿了，医生不得不给她吊上绷带。在一次次地疼痛过后，厚厚茧长出来了，现在她的手指关节早已变形。

　　后来刘丽慢慢克服了心里障碍。“为消费者提供理疗方面的保健服务，其实挺好的。”对工作的新理解让她有了动力，全力地投入其中。

　　“我永远记得第一个月领工资时，1800元，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”。刘丽一夜未眠，想到的不是怎么花，而是藏在哪里。第二天，她一路小跑到邮局，给家里寄了１500元，只给自己留下了300元。

　　看望受助学生，一路哭回来

　　为了多挣一些钱养家，刘丽拼命地上钟，累了就在外面的椅子上躺会，到洗手间洗个冷水脸。到2001年，家中的状态有所好转，盖上了房子，弟弟妹妹也长大成人，幼时的场景又不时在刘丽脑海闪过——别人的书包，自己的泪水。于此刘丽走上了一条艰辛的助学路。

　　对于捐助的初衷，刘丽坦言自己因为家里穷没机会念书，希望孩子们不要像她一样遗憾。“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，至少他们以后出门能认识WC是什么吧。”

　　2001年，刘丽家乡人士联系了老家近20名贫困学生，每学期都会把学费寄到县里。持续了几年后，她了解到孩子收到的钱和寄去的钱并不符。随后刘丽通过朋友认识了同安的一位热心教育的阿姨，开始资助同安的孩子。２006年起，刘丽又通过厦门市妇联，在同安一些学校展开一对一资助，从最初的7个到１0个，到现在固定资助37个，接下去她还计划资助多人。

　　刘丽资助大多是单亲或父母有重疾的穷苦孩子，除了每学期寄学费外，她自己还坐公交、摩的到同安各村孩子家里看他们。“他们真的很可怜，有的房子黑黑的在漏水，但墙上贴满了奖状。看到这些小孩，我就想起自己的从前，总会从同安一路哭回来。”每次去探望，刘丽都会带上学习用品、大米和油，每家至少送上200元红包。去同安一般要花去她一整天的时间，回来后就随便扒两口饭，继续上12个半小时的夜班。

　　70%收入助学，被骂“神经病”

　　“一个洗脚妹，那么辛苦，一个月也就赚个两三千元，自己省吃俭用不吃不穿的，拿去捐给别人，不是神经病，不是傻子，是什么？”在助学的过程中，刘丽听到身边人最多的话就是骂她神经病。

　　刘丽为此挣扎过，甚至自闭过，不被理解也罢了，何苦受这等委屈，这样做到底值不值。后来，被骂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别人说她傻也好，说是富婆也好，她都不太乎了，反而自己内心的信念越来越清晰和坚定。郁闷的时候，刘丽就去同安看孩子。“去一趟回来就很高兴了，这是我最大的享受。”

　　刘丽知道自己能力有限，服务客人时看到投缘的人，也会试着求助。一次，刘丽给一位东北老板按脚，对方让她第二天到公司找他。刘丽带上资助名单赶到公司时，老板却把她带到楼上说，“陪我睡一觉，你要我捐多少，我就捐多少”，吓呆的刘丽猛醒过来，把名单砸到他脸上，流着泪夺门逃了出去。

　　“不过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，记得有一对夫妻说你一个打工的都能这样做，我们也尽一份力，一下捐助了30个学生。”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朋友以不同方式支持着刘丽。

　　说起这些年捐助的钱，刘丽说没有计算过，大概够付一套小房子的首付了吧，“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是否真的帮上了孩子们的忙”。谈到未来，刘丽一笑而过，爱情需要缘分，幸福可遇不可求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现在在她心中，份量最重的还是那些寒门学生。

　　记得这些感动

　　采访手记

　　如果你有两千元会做什么？大吃一顿？存进银行，还是去旅游？这些或许都没错。但是一位打工妹去告诉我们不同的答案——帮助别人。两千元、两万元，刘丽的手需要浸泡在药水中多少次，要为客人揉多少次的脚啊。这是何等的不易与可贵！

　　刘丽不是不需要钱，她也爱美，将来也要结婚成家，她现在正报考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，每天还学习英语。我问：“既然对英语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不花几万元去参加英语培训，你的人生或许就会改变。”刘丽回答不假思索：“我学习，只是我一个人得益，而这份钱却能帮助许多个贫困孩子”。正如当年自己退出让妹妹上学，她总是把机会留给别人，对自己“绝情”。

　　我又问“也许很多人会说，慈善、捐助是富人的事，轮不上我们穷人，你想过吗？” “我倒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”刘丽莞尔一笑，“我也不穷啊，有吃有喝的，只要真的能帮上孩子们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、富有的。”

　　我们常常抱怨社会太多冷漠，少了真诚，缺少奉献，许久未曾感动。我们是否又为之努力过？在刘丽身上，我们读到了久久的感动。（海峡生活报记者朱扬眉陈科颖）

[责任编辑：马庆伟来源：海峡生活报] 点击查看更多[厦门新闻]栏目的内容

http://www.xmnn.cn/xwzx/jrjd/200802/t20080222_476261.htm

孔夫子是中国最可怜的人？

Fri, 18 Jan 2008 15:32:43 GMT

作者：刘再复 2008-01-18 15:18:06 发表于：博客中国

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，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,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。问的是：“谁是最可怜的人？”答的是：“孔夫子。”

最先把“可怜”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。他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说：

“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，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。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，却实在可怜得很。诚然，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，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，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，要去，则是佛寺，或者是神庙。若向老百姓们问：孔子是什么人？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。然而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)

被权势者抬的时候、捧的时候已经“可怜得很”，更不用说被打、被骂、被声讨的时候。

一九八八年，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“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”的讲座，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。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，就把他判定为“孔家店”总头目，吃人文化的总代表，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。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，中国的专制、压迫、奴役，中国人奴性、兽性、羊性、家畜性，中国国民的世故、圆滑、虚伪、势利、自大，中国妇女的裹小脚，中国男人的抽鸦片，等等黑暗，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，那些年月，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。在讲座中，我肯定“五四”两大发现：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；二是发现理性、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，所以“五四”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。但是，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，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，确实是个大教育家，确实是个好人，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，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，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。以为打倒了孔家店，中国就能得救，实在想得太简单、太片面。近年来，我在反省“五四”时曾想：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，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《三国演义》和“造反有理”的《水浒传》为主要批判对象，并以《红楼梦》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，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。

仅着眼于“五四”，说孔夫子是“最倒霉的人”恐怕没有错，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，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，这就是“最可怜的人”，在鲁迅的“可怜”二字上再加个最字。我所定义“最可怜的人”，是任意被揉捏的人。更具体地说，是被任意宰割、任意定性、任意编排、任意驱使的人。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•柏林(Issiah Berlin)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：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，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，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，头朝下站立，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。但对斯大林来说，这还不够。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。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，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。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，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。而这一“面团”意象，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（请参见《以赛亚•柏林对话录》第二次谈话“现代政治的诞生”）。不错，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、被打败的人，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。不幸，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。可怜这位“先师”，一会儿被捧杀，一会儿被扼杀，一会儿被追杀。揉来捏去，翻手为神，覆手为妖。时而是圣人，时而是罪人；时而是真君子，时而是“巧伪人”；时而是文曲星，时而是“落水狗”；时而是“王者师”，时而是“丧家犬”。文化大革命“批林批孔”那阵子，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“孔丘”，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。声音相近，地位也差不多。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<<论语>>与儒学，“半部就可治天下”的<<论语>>，也像面团，一会儿被揉捏成“经典”，一会而被揉捏成“秕糠”(毛泽东诗“祖龙魂死秦犹在，孔学名高实秕糠)；一会儿是“精神鸦片”，一会儿是“心灵鸡汤”。

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、一再变形之后，其“功能”也变幻无穷。鲁迅点破的功能是“敲门砖”，权力之门，功名之门，豪门，候门，宫廷门，都可以敲进去。不读孔子的书，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？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，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。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他从“至圣先师”变成“反面教员”，其功能也是反面的。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，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，谁把孔子批得最狠，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。至于他的“徒子徒孙”，则必须反戈一击，把他作为“落水狗”痛打痛骂，划清界限，才得以自救。文革后期，孔夫子运交华盖，成了头号阶级敌人，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。因为林彪引用过“克己复礼”的话，铁证如山，于是，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。这回与五四不同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，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，全国共讨之，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，不仅口诛笔伐，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。请注意，不是一万只脚，而是亿万只脚。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，立即着手把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《中国通史》改为“以儒法斗争为纲”的通史新版。这个时候，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。

文革后期，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，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。没想到三十年后，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，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。他再次成为“摩登圣人”( 鲁迅语)。这一回，孔夫子是真摩登，他被现代技术、现代手段所揉捏。电台、电视台、电脑网络，从里到外，轰轰烈烈。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，立庙、烧香、拜祭全都汹涌而至。这次重新摩登，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，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，这回则是棒上了天。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，于是格外膨胀，不仅《论语》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(连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 也千真万确)，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、超耶稣的第一大圣，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，孔老先生成了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大肚至饱先师。有此大圣在，还扯什么五四精神，什么德先生、赛先生，连圣诞节、元旦都是胡扯，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，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，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。这回孔夫子除了当“敲门砖”之外，还充当“挡箭牌”,起了掩盖“问题”的奇妙作用。有此挡箭牌在，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自然就该退避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王国维，陈寅恪等等，就该统统靠边站。

孔子被揉捏，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，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。什么是大众？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，把你棒为偶像，不需要你的时候，则把你踩在脚下。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。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，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。既然以利益为准则，那么对于孔夫子，或供奉，或消费；或叩头，或玩玩，或做敲门砖，或做万金油，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，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，全都无关紧要，有用就好。而大众中的精英，一部分知识人，对孔子并无心诚，名为追随孔子，实则追求功名。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“吃教”。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。都是用口，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。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，吃法不同，有的是小吃，有的是大吃，有时是单个吃，有时是集体吃，有时是热炒吃，有时是泡汤吃。充当“心灵鸡汤”时，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，有些变味，尚有新鲜感，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，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。总之，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，却仍然很可怜：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，他被视为“吃人”文化的总代表，现在变成“被吃”文化的总代表。

说了这么多，不是说孔子有问题，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。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，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，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、敬重。但是，二十世纪以来，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、真敬重，或者说，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。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，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，然后才去理解。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，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，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，还有什么好研究的？余英时先生说，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，应当冷读，不应热炒，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，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、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，充分尊重，认真研究。在此前提下，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，把握其深层内涵，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。

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。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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